国际定价的能源和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经历了价格的快速上涨，对我国形成输入型通胀压力。我国PPI上涨较快，但CPI涨幅相对温和，二者之间的剪刀差屡创新高。原材料价格上涨，价格传导不畅，挤压了一部分企业的利润，国内生产和需求开始所放缓。第三季度GDP增长回落至4.9%，环比仅增长0.2%，经济出现了新的压力。对于明年，在关注通胀是否会上升的同时，也要关注如何稳增长，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。

在今年和明年工作承上启下之际，设定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十分必要的。从中长期来看，实现“十四五”时期及2035年“经济总量再迈上新的大台阶”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，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长作为支撑。从短期来看，设定经济增长目标，有助于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形成引导，合理的经济增长水平也是实现新增就业、居民收入、国际收支平衡等短期目标的保障。考虑到明年国内外发展环境中仍然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，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，体现稳中有进工作要求，并保持经济增长目标的连续性，将2022年的GDP增长目标设定为“5.5%-6%”，具有一定合理性。

从当前我国经济的复苏形势上看，受多地疫情散点反弹、能源价格上涨、电力供应不足等影响，今年第三季度我国GDP增速回落至5%以下，环比增速也明显低于近年来的同期水平，经济压力不小。虽然完成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问题不大，但明年经济增长向5.5%-6%的水平回归仍然具有一定挑战。因此，宏观政策要加大对稳增长的支持力度，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，关键要抓住“扩内需”和“稳外需”两个支撑点。

对于内需而言

在疫情反复演变、自然灾害频发、限电限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，近期国内生产和需求均呈现出一定的扩张放缓迹象，制造业PMI指数自今年4月以来就呈现持续回落态势，并连续2个月位于收缩区间，直到11月电力供应紧张状况缓解之后才重新回到荣枯线之上。尽管反映需求景气度的新订单PMI指数也有回升，但是已经连续4个月位于收缩区间，仍未浮出荣枯线。

具体到宏观经济上，今年投资发力相对克制，制造业投资表现尚好，但基建投资增速回落较明显；消费受疫情反复的影响较大，线下消费、服务消费的复苏仍有阻碍。但我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，市场主体多，内需潜力大。

稳定明年经济增速，必须要继续加大力度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，释放内需潜力。这其中一方面是提振消费需求，激发市场主体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，既要保住汽车、家电等传统大宗消费，又要释放线下消费、服务消费潜力，大力培育消费新业态、新模式，促进消费升级。另一方面是稳定投资增速，优化投资结构，促进制造业发展和转型升级，发挥重大项目工程对投资的拉动作用。

对于外需而言

得益于全球经济加快复苏和我国率先复工复产，生产供应能力较强，我国对外出口快速增长，贸易顺差屡创新高，预计全年出口占全球市场的份额将持续提升。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去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8%，今年前三季度接近20%，对我国近两年经济恢复性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对于明年，随着发达国家刺激政策退出、新兴市场疫情缓解产能恢复，我国外部需求大概率会减弱。如果内需提振不能有效弥补，那么经济实现增长目标就会面临较大压力。因此，在扩内需的同时，还要稳外需，助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。

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，宏观政策要进一步做好跨周期调节，聚焦于优化政策结构和保市场主体持续发力。

财政税收方面

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加大力度保基层运转，持续改善民生；合理优化资金来源和投向，加大对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，稳定投资增速；继续实施中小企业减税降费以及延迟缴纳政策，针对明年贸易形势变化，及时调整优化出口退税政策；做好政策衔接，综合考虑企业的恢复状况、需求和政策空间，有些政策可以长期化实施，有些政策可以继续进行阶段性延续。

货币金融方面

提升政策的自主性、前瞻性和有效性，围绕市场主体制定政策，适时降准释放长期资金，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；发挥结构性政策的精准滴灌作用，加大对制造业、普惠金融、科技创新、“专精特新”、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；用好支小再贷款、碳减排支持工具、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专项再贷款等政策工具，改善信贷结构，促进信贷规模增长；加强对人民币汇率的逆周期调控，增加汇率弹性，既要防止人民币过度升值对出口形成抑制，又要避免因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可能带来的人民币贬值预期；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金融衍生产品，引导企业树立“风险中性”理念，合理运用期货套期保值工具应对原材料价格的波动风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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