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着与特朗普政府关系的破裂，中国受到华盛顿制裁工具越来越大的打击，北京从中吸取了教训。鲜有专家和媒体注意到，中国已悄然摆脱对限制性措施的历史性厌恶，开始建立一套类似于美国制裁的工具箱。其结果是，如今中国更愿意、也更有能力将经济武器化，以赢得外交政策的胜利，并阻止外部力量对其公司的打击。因此，拜登政府时期及以后，北京将越来越成为一支抗衡华盛顿制裁霸权的力量，并成为全球商业中的对等标准制定者。

中国是制裁的后来者，之前并不愿参与此类博弈。这既出于意识形态原因，也与中国以前时不时成为被制裁对象的事实有关。此外还有一些实际考虑。制裁的力量来自能够有效阻止进入某个热门经济体或使用国际货币，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才开始慢慢积累这种影响力。因此，中国采取惩罚性行动始于非正式措施。自2010年以来，中国至少九次以经济报复的方式惩罚其他国家政府侵犯自己的利益，包括暂停进口、阻止出口或旅游，或对在华经营的外企采取监管行动。而特朗普政府的无情打压，促使北京以更正式的方式和能力来补充这种“有中国特色的制裁”。

仅过去两年，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名单就增加400多个中国个人和实体。这种情况下，北京开始开发反击工具。2020年中国颁布一项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出口管制法，还公布“不可靠实体”清单。这份清单看起来是直接受到美国商务部相关实体名单的启发，被列入清单会影响到外国企业的在华业务。今年1月初颁布的一项新规，令中国当局能对遵守外国制裁的跨国公司进行惩罚。若中国公民或公司因其他企业遵守外国法律而在经济上受到损害，他们也可在中国法院起诉要求赔偿。实际上，按照这些规则，若跨国企业遵守美国的制裁（要求），在中国就会陷入法律困境。

因此，拜登如今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制裁工具箱的北京。中国可凭此挑战美国作为全球商业头号标准制定者的传统角色，并削弱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。北京作为美国制裁对手的崛起仍在进行中，但目前可得出一些结论。

首先，北京的框架侧重于阻止进入中国经济并获得科技出口。考虑到中国消费市场的规模及其在5G专利方面的主导地位，此类威胁不可小觑，但这也隐含着承认中国的金融实力仍相对有限。其次，北京正建立一种目前仍不愿使用的制裁威慑力。中国的出口管制法具有域外效力，若境外个人或实体被认为危及中国国家安全，中国政府可追究其责任。但惩罚跨国公司的相关新规模糊不清，且是开放式的——这两点都是威慑的特征。现阶段，此类工具只是向拜登政府传达出这样的信息：针对中国明星企业的限制性措施是北京的一条红线。若越过这条线，美国的在华经济利益可能受到打击。

因此，美中之间可能形成一种相互的经济威慑。双方仍将使用限制性措施，但会在心照不宣的范围内，从而至少在短期内形成更稳定的经济外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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