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天，电影《气球》将在全国上映。11月10日，我参加了万玛才旦第七部电影《气球》的点映场次。

影片由孩子将避孕套吹起的白气球讲起，讨论了西藏地区因女性在生育和转世的传统之间，产生的纠结不安的情绪和矛盾。《气球》没有让我失望。在我看来，这部影片就像是一只气球飘在空中，给今年的国产电影市场涂上一抹惊喜的亮色。

采访万玛才旦导演是非常突然的想法。

看完电影，从影院到回家的路上，我心中有很多问题想问问导演，特别是关于影片中现实与超现实的情节。于是，我开始微博私信、微信沟通联系采访，终于接近12点的深夜得到团队答复。由于行程安排，导演只能在第二天临时给我挤出40分钟的时间。我开始急忙整理着采访提纲，脑海里闪回着一幕幕关于《气球》的画面。

翌日下午5点，在moma百老汇影城的二楼书店，我见到了导演。我们坐在一个角落里，周围拉上了黑色的帘子，细缝中偶尔会透过微弱的灯光，外面交谈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，却一点儿都不影响万玛才旦温柔的声音。导演身后的墙上挂着小屏电视，循环播放着《气球》的预告片。当我看向导演时，总能被电视里飘过的红气球吸引。昏暗又私密的采访氛围，让我有一种身在影片的超现实情节之中的错觉。

已超时了20分钟，导演还要接着参加映后交流，采访只能结束。我站起身对导演说：“我第一次见您是在四年前，《塔洛》的点映活动上，我当时问了一个小问题，获得了您签名的电影海报。”

导演也站起身，微笑着对我说：“是吗？时间过得真快呀。”

一切从看到红气球开始

北青报：最初您是怎么想到《气球》这个故事的呢？

万玛才旦：大概是十几年前，我还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，当时要去中央民族大学，在中关村双安商场附近，看到了天上飘着一个红气球。那是一个秋季，我觉得红气球的意象特别美，很有电影感。脑海里就想起电影史上的一些作品，像艾尔伯特·拉摩里斯的《红气球》、侯孝贤的《红气球之旅》等。之后，我就开始联想到小时候的生活，经常能遇到或者听说小孩子会把大人用的避孕套吹成“气球”玩，于是想到了白色的“气球”。最后就有了红气球和“白气球”的关联，故事就成形了，我很快就把剧本写出来了。

不过，当时剧本中有些情节没有过审。我有点为这个故事感到可惜，所以又根据剧本改成了小说。大概是2017年，小说《气球》发表在了《花城》杂志上。等到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之后，我在原本的基础上又做了调整，就拍了这部电影。

北青报：当我看到结局，飘在天空的红气球越飞越远，一下子就想到了电影《红气球之旅》，这是在致敬侯孝贤导演吗？

万玛才旦：不是。我觉得这是故事发展的一个自然结局吧，小说的结局也是这样。刚开始想要做这部电影的时候，一开始就先想到了结尾：最后一个红气球从小孩手中脱落，飘上天空，越来越高，直到消失不见。所以，在电影中怎么让最后一个红气球脱落飘上天空，这个情节想了很长时间。最后想到的是两个孩子争抢气球，有一个红气球突然莫名其妙地爆掉，这样就只能有一个红气球飘上天空了。

北青报：红气球飘上天空之后，故事里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天空中的红气球，这有点脱离现实的感觉。

万玛才旦：是啊，红气球或者说是“白气球”代表的避孕套，跟故事中所有的人都有过关联。当这样一个象征生命和希望的红气球飘上天空，他们每个人都有些无奈，只能看着它越来越小，直到消失，似乎他们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里面都看到这样一个意象。这具有超现实的感觉，因为在实际的时空里，他们不可能同时看到这个红气球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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